交河故城

交河故城的选址极具地理优势，台地高出周边河床约30米，四周被雅尔乃孜沟（东）和伊什郭勒沟（西）环绕，河道分流绕城后再度汇合，形成天然屏障，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全城呈柳叶状，南北长约1650米，最宽处约300米，总面积约37公顷，城内建筑均以生土为原料，采用开凿、夯筑、土坯砌筑等工艺建成，形成了独特的高台城市建筑景观。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组成部分，交河故城不仅是研究古代西域城市规划、建筑技术、民族融合的重要实物载体，更实证了新疆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考古、艺术和科学价值。

历史沿革

史前时期与起源

交河故城所在的台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有人类活动，是新疆早期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之一。考古发现表明，交河沟西台地及其周缘地区存在以石叶—端刮器和细石器为代表的两类文化遗存，将该区域有人类活动的历史追溯至3万至4万年前，为研究西域史前人类文明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公元前2世纪，古代西域车师人在此建立政治中心，交河故城成为车师前国的都城。《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清晰交代了交河城的名称由来与核心地位。这一时期，交河城作为车师前国的统治核心，已形成初步的城市格局，建筑以生土开凿为主，主要集中在台地南部和中部，沟西、沟北台地则作为车师人的墓地使用，出土有金冠、银器、骨雕等珍贵文物，反映出当时车师民族的生产生活水平与文化特色。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发展

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交河故城成为丝路重要枢纽，连接中原与西域乃至中亚、西亚、地中海沿岸地区，中原的丝绸、漆器、铁器与西域的骏马、胡桃、葡萄等在此互通有无，推动了东西方商贸文化交流。公元前108年至公元前60年，西汉与匈奴为争夺交河城及西域控制权，先后展开五次大规模战役，史称“五争车师”，最终西汉取得胜利，逐步巩固了对西域的管辖。公元前60年，汉朝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国版图，同时在交河城设置戊己校尉，负责屯田事务，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交河城的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向北逐步开发，建筑工艺不断提升，形成了生土开凿与夯筑、土坯砌筑相结合的特色，城市功能日益完善，成为中原王朝治理西域的重要据点。南北朝时期，前凉政权在吐鲁番建立高昌国，吐鲁番盆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向东迁移，交河城成为高昌国下辖的交河郡，这是中原郡县制管理模式首次推广至西域地区。此阶段，交河城迎来快速发展期，车师人、西迁汉人及丝绸之路沿线流动的各民族聚居于此，形成多民族杂居融合的格局。中原的儒学、道教等传统文化及剪纸、饺子等民俗传入当地，《北史·西域传》记载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充分体现了西域地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推崇，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隋唐时期的鼎盛

隋朝时期，交河城持续发展，仍是西域地区的重要城市，作为丝绸之路的核心节点，商贸活动日益繁荣，东西方文化交流愈发频繁。唐朝建立后，对西域的管辖进一步加强，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灭高昌国，设西州，交河城成为西州下辖的交河县治所，同时成为安西都护府首任治所（640年—658年），成为唐朝治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所在地，开启了西域治理的新纪元。这一时期是交河故城的鼎盛阶段，城市规模达到顶峰，形成了两条纵向干道、一条横向干道的双轴线城市格局，与唐代长安城的布局理念相呼应，展现了中原与中亚文明的交流融合。城内四方商贾云集，国际贸易繁盛，各民族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不少西域人在唐朝政府中任职，成为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真实写照。交河沟西墓地出土的粟特人康氏家族墓中，“领兵胡将”康延愿的墓志铭文记载“（唐）龙朔三年（662年）康延愿铭，其先出自中华，迁播届于交河之郡也”，清晰体现了当时各民族的深度融合。唐代的交河城建筑规模宏大，功能分区明确，涵盖行政官署、军事设施、宗教寺院、民居街巷、手工业作坊等多个区域，生土建筑工艺达到顶峰，城内大部分街道、房屋均从原生土中掏挖而成，形成了独特的“减地留墙”建筑风格，展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此外，雅尔湖石窟寺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修缮与重绘，成为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

衰落与废弃

唐末至五代时期，回鹘人入居交河地区，对交河故城及雅尔湖石窟寺进行了再度修缮，但此时交河城的地位已逐渐下降，随着西域政治格局的变动，商贸通道逐渐转移，城市发展陷入停滞。宋朝时期，西域地区政权更迭频繁，交河城虽仍有人类居住，但规模已大幅缩减，城市功能逐渐衰退。14世纪，察合台汗国的黑的儿火者对吐鲁番地区发动大规模战争，攻陷交河、高昌等城市，连年战火对交河故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大量建筑被毁，居民被迫迁离。同时，雅尔乃孜沟河流改道，导致城市水源短缺，进一步加速了交河城的衰落。元末明初，交河故城彻底被废弃，沦为荒城废墟。明代永乐年间，西域使者陈诚重开丝绸之路，途经交河故城时，所见已是“断壁悬崖多险要，荒台废址几春秋”的破败景象，并作《崖儿城》一诗，记录下这座千年古城的衰落模样。

布局建筑

整体布局

交河故城的整体布局依托天然台地地形，呈南北轴线对称分布，地势自南向北逐渐升高，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城市格局。全城仅设东、南两个城门，南门为正门，是城市的主要出入口，东门则为应急之门，主要用于运粮取水。从南至北，依次分布着门楼、兵营瞭望台、行政官署区、宗教寺院区和墓葬区，功能分区明确，布局严谨有序。城市的核心是一条南北走向的中央大道，长约300米、宽10米，贯穿全城，是城市的交通主干道，大道两侧为高厚的生土围墙，围墙内侧分布着各类建筑，没有面向大街的门户，纵横交错的小巷将建筑群分割为若干小区域，仅在小巷两侧设有院落门户，形成了独特的城市街巷格局。全城房屋院宇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建筑密度适中，兼顾了居住、办公、宗教、军事等多种功能需求。

核心建筑区域

行政官署区位于城市中部偏南，紧邻中央大道，是交河故城的政治核心，建筑规模宏大，采用夯筑与开凿相结合的工艺，墙体高大厚实，留存有殿堂、院落、回廊等遗迹，推测为历代政权官员办公、居住的场所，出土有文书、印章等相关文物，印证了其行政功能。宗教寺院区位于城市北部，是交河故城的宗教文化核心，核心建筑为一座大佛塔，位于寺院区中央，四角各有25个小塔，总计101个，形成了壮观的塔群景观。此外，还分布有寺院、僧房、佛殿、庭院、水井等建筑遗迹，其中地下寺院是交河故城的特色宗教建筑，采用地下开凿方式建成，结构精巧，反映了当时佛教文化的盛行。雅尔湖石窟寺位于交河故城沟西台地崖体上，古称“西谷寺”，存洞窟7个，均为长方形纵券顶窟，留存有壁画、泥塑佛像等遗存，是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实物见证。军事防御区主要分布在城市南部的门楼和兵营瞭望台，门楼高大雄伟，设有瞭望孔、射孔等防御设施，兵营瞭望台地势较高，可全方位监控城市周边动静，与天然河道屏障相结合，形成了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体现了交河故城作为军事前哨的重要地位。民居与手工业作坊区分布在中央大道两侧及小巷深处，民居多为院落式结构，由主房、厢房、庭院组成，均采用生土开凿而成，墙体平整，留存有门窗、灶台、储物坑等遗迹，反映了当时居民的生活习惯。手工业作坊区集中分布在城市东部，出土有陶器、石器、铁器等手工业制品，推测为制陶、冶铁、纺织等手工业生产场所，体现了当时交河城的手工业发展水平。

建筑工艺

交河故城最显著的建筑特色是生土结构建筑，全程以当地原生土为主要原料，结合吐鲁番地区干旱少雨的气候特点，采用“减地留墙”的开凿工艺，即从台地表面向下挖掘，保留墙体和屋顶，形成房屋、街道、城墙等建筑，这种工艺无需砖瓦，节省材料，且墙体厚实，具有良好的隔热、防风沙性能，充分适应了西域的自然环境。除开凿工艺外，交河故城的建筑还采用夯筑、土坯砌筑等辅助工艺，主要用于城墙、门楼、佛塔等重要建筑的加固与修缮。夯筑工艺采用分层夯打方式，墙体坚实耐用；土坯砌筑则采用当地黏土制成土坯，拼接砌筑后涂抹草泥，增强墙体的稳定性。两种工艺与开凿工艺相结合，形成了交河故城独特的建筑风格，展现了古代西域人民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此外，交河故城的建筑还融合了中原与中亚建筑的特色，中央大道的布局借鉴了中原城市的中轴线理念，佛塔、寺院的建筑形制则吸收了中亚佛教建筑的元素，同时保留了车师民族的本土建筑特色，形成了多元融合的建筑文化，是东西方建筑技术交流融合的重要见证。

发掘遗存

考古发掘历程

近代以来，交河故城的考古工作逐步展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瑞典等国的探险家以科学考察为名，先后在交河故城开展调查与试掘，掠夺了大量珍贵文物，对遗址造成了一定破坏。1928年至1930年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黄文弼对交河故城进行系统考察，主持沟西古墓区发掘，后续整理发表《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吐鲁番考古记》等著作，为交河故城的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础。1956年，新疆首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师生对交河故城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清理寺院等房址25间，出土墓志、陶器、佛像、服饰、钱币等文物700多件，同时全面测绘了交河故城平面图，推动了交河故城考古研究的进一步发展。199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交河一号台地进行发掘，清理车师贵族或王陵墓地，同时对二号台地墓葬进行试掘，还发掘了古城东门、二号民居、西北小寺、地下寺院等重要遗存。1994年至1996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早稻田大学两次合作，在交河沟西台地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早期墓葬和高昌回鹘时期的墓葬数十座。2004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在沟西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进一步丰富了交河故城的考古资料。近年来，考古工作者持续对交河故城进行考古调查与保护，不断有新的发现，为研究交河故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更多实物依据。

主要文物遗存

交河故城的文物遗存丰富多样，涵盖墓葬遗存、出土器物、壁画石刻等多个类别，全面反映了交河故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与社会生活。墓葬遗存主要包括沟西墓地、沟北墓地两大区域，其中沟西墓地位于交河故城台地西侧，为晋、唐时期的平民家族墓葬群，东西长200米，南北长2000米，墓葬多为家族墓地，地面为砾石堆砌的墓冢、墓院，地下为斜坡式墓道洞室墓和竖穴式墓，出土有陶器、铜器、铁器等文物，为研究交河故城居民的生活习俗、丧葬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沟北墓地位于交河故城沟北的一号台地，与故城相距不足500米，为吐鲁番盆地汉代时期土著文化遗存，是车师国贵族墓地，占地面积达40000平方米，墓葬主要为有封石标志的竖穴土坑墓和斜坡墓道洞室墓，出土有金冠、银器、骨雕、玉器等珍贵文物，反映了车师贵族的生活水平与文化特色。出土器物方面，交河故城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铁器、铜器、钱币、文书等文物，其中陶器以彩绘粗砂红陶为主，饰有印纹和堆纹，器型包括罐、盆、碗、壶等，主要用于日常生活；铁器主要为农具和兵器，包括铁钁、铁刀、铁剑等，印证了当时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铜器包括铜佛、铜碗、铜饰等，工艺精湛；钱币主要为唐代铜钱，如开元通宝等，反映了当时的商贸往来；文书包括汉文文书、古回鹘文写本等，内容涉及行政事务、商贸往来、宗教活动等，为研究交河故城的历史提供了直接的文字依据。壁画与石刻遗存主要分布在宗教寺院区和墓葬中，寺院壁画以佛教题材为主，描绘了佛、菩萨、飞天等形象，线条流畅，色彩鲜艳，融合了中原与西域的绘画风格；墓葬壁画则以生活场景为主，描绘了古人耕作、放牧、宴饮、娱乐等场景，生动反映了当时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此外，还发现有印有梵文的古藏文物泥脱佛塔、泥塑佛头以及银棺铜夹内盛舍利等宗教文物，体现了当时佛教文化的盛行。

保护利用

保护历程与措施

交河故城的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中叶，1961年3月4日，交河故城（当时称雅尔湖故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式纳入国家文物保护体系。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雅尔湖石窟寺并入交河故城，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组成部分，进一步完善了交河故城的保护范围。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交河故城的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交河故城时强调，交河故城有重要史学价值，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四五”期间，国家累计投资5400万元推进交河故城保护和利用，20年来，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2.2亿元资金用于遗址保护与开发。2009年，丝绸之路新疆段重点文物保护项目——雅尔湖石窟寺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通过国家文物局审批并开工建设，进一步提升了遗址的保护水平。当前，交河故城的保护工作主要围绕遗址本体保护、环境整治、文物修复等方面展开，采用数字化保护、加固修缮、防风固沙等技术手段，减少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对遗址的影响。同时，建立健全文物保护管理制度，加强日常巡查与监测，确保遗址安全。2023年12月，交河故城入选新疆首批自治区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为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

世界文化遗产与价值利用

2014年，交河故城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项目“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交河故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交河故城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瑰宝，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其独特的生土建筑、完整的城市格局、丰富的文物遗存，为研究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西域历史与民族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在保护的基础上，交河故城的合理利用工作逐步推进，2020年11月，交河故城创建为国家4A级景区，成为吐鲁番地区重要的人文旅游景点。为更好地展示交河故城的历史文化价值，景区从2016年启动“夜游交河”产品，早期采取预约制演出模式，2024年起，每年3月下旬至11月初常态化推出，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交河文化。据统计，2024年“夜游交河”共举办144场次，接待游客1.29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文化传播与旅游效益。此外，交河故城的数字化保护与展示工作持续推进，2025年计划投资1.9亿元用于数字化展示项目，通过三维建模、虚拟现实等技术，还原交河故城的历史风貌，让游客和研究者能够更直观地了解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同时，相关部门还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文化展览等活动，加强交河故城历史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增强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

价值意义

历史价值

交河故城的历史价值体现在多个层面，其一，它完整见证了古代西域史前人类史、车师文明史、高昌文明史，以及西汉王朝统一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唐朝设置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的全过程，清晰展现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与治理，实证了新疆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朝以后，历代中原王朝均将西域视为固有领土，行使统辖权，交河故城的发展变迁史，就是中原与西域密切联系、共同发展的历史见证。其二，交河故城作为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见证了东西方商贸文化交流的繁荣历程，是研究丝绸之路历史、中亚文明以及中国古代边疆史的重要实物载体。它的存在，印证了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是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通道，推动了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中亚文明的交流融合，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三，交河故城的考古遗存填补了吐鲁番及新疆地区考古学的空白，其都城格局、墓葬形制、建筑工艺、出土文物等，为研究古代西域城市规划、建筑技术、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可证史之误、补史之缺，是研究吐鲁番及新疆地区古代史、环境、政治、经济、民族、军事、文化等学科的重要依据。

文化意义

交河故城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它承载着车师、汉、回鹘等多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形成了多元融合的文化特色，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其建筑风格、文化遗存，既保留了本土民族特色，又吸收了中原文化与中亚文化的精华，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多样性。作为世界上最完整的生土建筑城市遗址，交河故城的建筑工艺与城市规划，展现了古代西域人民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研究世界生土建筑史提供了独特的样本。其独特的文化景观，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对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交河故城作为重要的文化地标，承载着增强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的重要使命。通过对交河故城的保护、研究与传播，能够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边疆历史与民族文化，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热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也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提供了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