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花儿

源流沿革

生成基底

河湟谷地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过渡地带，自古为丝绸之路南道、唐蕃古道的交汇枢纽，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商贸文明长期叠加交融，为河湟花儿的诞生提供了多元文化土壤。区域内多民族长期杂居共处，语言、习俗、审美持续互通互鉴，未形成单一民族的文化垄断格局。同时，历代中原移民西迁带来的汉语体系，与本土少数民族语言融合演化，形成兼具包容性与地域性的河湟方言，为花儿规范化的唱词格律、口语表达提供了专属语言支撑。区别于官方礼乐与文人文学，河湟花儿自起源阶段便扎根民间底层，是民众自发抒发情感、记录生活的原生山野艺术。

演进脉络

结合民俗学界田野考证与文献梳理，河湟花儿雏形可追溯至元代，成型于明代中后期，成熟兴盛于清代。明代河湟地区民族聚居格局趋于稳定，民间山野歌调逐步摆脱零散随性的形态，句式、韵律初步定型，成为区域性通用的民间歌唱形式。清代民间传唱规模持续扩大，演唱场景从田间劳作、山野行旅延伸至朝山祈福、民俗集会，各类花儿会民俗逐步制度化，近百种经典曲令基本定型，完成了从随性歌调到范式化民间艺术的转型。近现代以来，河湟花儿完成从民间自生传承向学术研究、公共传播的转型。民国时期《歌谣周刊》首次收录花儿文本，开启现代学术研究先河，学者张亚雄《花儿集》明确划分花儿两大体系，确立河湟花儿的学术定位。新中国成立后，民间传承人朱仲禄对经典曲目整理升华，将河湟花儿带入全国公共艺术舞台，打破其局限于西北山野的传播壁垒。当代阶段，非遗保护体系介入，形成田野建档、数字化留存、民俗传承、校园普及、舞台创新多元并存的发展格局，实现传统艺术的活态延续。

传播格局

核心圈层

河湟花儿核心传播圈层严格依托河湟河谷地理单元，主要涵盖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市全域，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全境及周边河谷地带。该区域沟壑纵横、村落比邻、多民族杂居，无严格的文化地域壁垒，为花儿跨族群自由传唱、即兴对歌提供了天然空间。民间恪守“野曲不入宅院”的传统规约，演唱场景以山林、河滩、郊野为主，限定了艺术的山野原生属性，也保留了其纯粹的民间抒情特质。

辐射圈层

依托人口迁徙、商贸往来与民俗流动，河湟花儿形成多层级辐射传播格局。近域辐射覆盖宁夏南部、甘肃河西走廊等周边农牧交错区域；远域传播延伸至新疆东部及中亚东干族聚居区，形成跨地域、跨国界的民间文化传播网络。在外围传播过程中，河湟花儿始终坚守核心格律与曲令框架，同时适度吸纳属地民间音乐元素，形成差异化地域变体，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

艺术形制

唱词格律

河湟花儿拥有区别于国内所有山歌、民歌的专属格律体系，是其核心艺术标识，学术层面界定为“扇面对格律体系”。标准范式为四句体结构，一三句字数相近、句式自由，二四句字数统一、尾字固定为双字词，严格遵循隔句押韵、两两对仗的韵律规则，句式规整且节奏明快，是中国民间口头诗歌中独有的格律形态。除标准四句式外，亦存在折腰句、多句变体等衍生结构，适配不同演唱场景与情感表达需求。唱词修辞体系成熟，以传统赋比兴为核心，结合高原地域风物特色形成专属修辞范式，多以山川河湖、花草鸟兽、风雪天象起兴，实现景、情、思的深度融合。语言以河湟方言为主体，兼容藏语、撒拉语、土语等少数民族衬词，形成学界所称的“风搅雪”语言形态，兼具汉语诗性与少数民族语言韵律美感。区别于书面文学，河湟花儿唱词无固定定本，以现场即兴创编为核心特征，每一次演唱都是独立的艺术创作。

曲令体系

“令”是河湟花儿区分曲目风格、界定艺术流派的核心标准，也是其传统音乐体系的核心载体。目前田野可考证的河湟花儿曲令近百种，常态化传唱的核心曲令三十余种，是西北民间民歌中曲令体系最完备、分类最清晰的艺术品类。曲令命名逻辑多元，或以地域冠名，如河州大令、马营令；或以传唱民族冠名，如土族令、撒拉令、保安令；或以风物、情绪冠名，品类丰富、体系清晰。不同曲令的音乐特质差异显著，形成鲜明的风格分层。大令音域宽广、旋律高亢辽阔、节奏舒展，适配高原空旷山野的演唱场景，苍凉雄浑、穿透力强；小令旋律婉转细腻、节奏轻快灵动，抒情性更强，适配细腻的情感表达。同一曲令因演唱者嗓音特质、地域审美、民族习俗差异，会衍生出多重变体，体现了口头音乐活态流变的核心特征。原生演唱以清唱为主，近现代逐步融入三弦、竹笛、二胡等民族乐器伴奏，丰富了音乐层次。

演唱范式

河湟花儿的演唱形态以即兴对唱为核心主流，辅以单人独唱、群体轮唱、多人联唱等形式，无固定舞台、无固定脚本、无固定表演者，全民皆可参与。山野对唱无需提前沟通，陌生演唱者可依托统一的格律与曲令体系，实现即时应答、即兴酬和，比拼语言创编能力与音乐感知能力。演唱音色贴合高原地域特质，普遍采用颤音、滑音、拖腔等演唱技巧，歌声悠远绵长、穿透力强，适配河湟山地的空间声场特征。同时拥有成熟的民间演唱伦理规范，作为山野野曲，禁止家族尊卑同场演唱、禁止宅院私密场景演唱，这种民俗规约并非文化桎梏，而是民间社会对公共社交边界、家族伦理秩序的主动调适，实现了艺术表达与社会秩序的平衡。

题材分类

情爱题材

情爱题材是河湟花儿最核心、最庞大的题材体系，占据现存口头曲目总量的六成以上。其内容摒弃传统礼教的含蓄束缚，直白质朴地抒发爱慕、相思、离别、牵挂、求而不得等世俗情感，聚焦普通民众的真实情感世界。唱词以高原风物为喻体，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情感真挚、语言通俗，完整留存了西北民间底层的婚恋观、情感观与审美取向，是民间情感文化的鲜活载体。

民生题材

民生劳作题材是河湟花儿的纪实核心，全面记录河湟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百态。唱词内容涵盖农耕播种、畜牧放牧、商旅行脚、岁时节令、民俗仪式等日常场景，真实还原了明清至今河湟谷地的社会生产模式、民众生活状态与地域风物特征。相较于官方史料的宏观叙事，花儿唱词聚焦底层个体，留存了大量民间微观社会史料，具备极高的民俗学与社会学佐证价值。

情志题材

情志咏志题材涵盖民间叙事、生活感慨与时代抒怀三大维度。传统曲目多依托地方民间传说、历史人物、民俗故事创编，传递民间善恶观、价值观与人生理想；近现代新编曲目结合时代发展，聚焦乡村发展、民俗传承、家国情怀等内容，延续即兴创编的传统内核，实现传统艺术的时代适配，让古老的山野歌调持续贴合当代民众精神需求。

民俗载体

花儿盛会

花儿会是河湟花儿活态传承的核心民俗场域，是集演唱、社交、祈福、民俗展演于一体的复合型民间文化活动。集会时间集中在每年农历四至六月，六月六前后的歌会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其中青海老爷山花儿会、丹麻花儿会，甘肃松鸣岩花儿会为国家级代表性花儿民俗活动。

场域特质

花儿会起源于古代民间朝山祭祀、娱神祈福仪式，历经演变，逐步从单一祭祀活动转化为全民娱人、文化交融的公共民俗空间。场域具备极强的包容性，无民族、身份、年龄、性别限制，各族民众自由参与，自发结成歌群、即兴对唱。相较于舞台表演，花儿会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常态化的族际文化互动场景，成为河湟多民族文化共生、情感互通的核心载体。

文化价值

族群价值

河湟花儿最核心的独特价值，是构建了西北多民族共享的**族际文化公共媒介**。河湟区域各民族拥有独立的母语、信仰与民俗体系，日常文化存在天然边界，而河湟花儿以通用河湟方言为载体，统一格律、统一曲令，同时容纳各民族的审美特质与情感表达，形成“多族共创、全民共享”的文化共同体形态。它不属于单一民族，是多民族长期交往、交融、互鉴的文化结晶，是中国西北民族交融最鲜活、最持久的活态样本。

学术价值

在文学领域，河湟花儿是国内罕见的活态口头诗歌遗存，其独创的扇面对格律、方言修辞体系、即兴创编程式，完善了中国民间诗学体系，为口头文学、方言文学研究提供了一手原生素材。在音乐领域，其百余种曲令完整留存了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音乐融合的基因，填补了西北民间传统音乐谱系的研究空白。在民俗学领域，其演唱规约、花儿会民俗、传承模式，完整呈现了西北民间社会的秩序逻辑与文化生态。

精神价值

数百年来，河湟花儿承载着河湟民众的集体记忆与精神诉求，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生活理想、人生感悟均通过即兴唱词得以留存与传递。其质朴、豁达、坚韧的艺术基调，贴合西北民众的精神特质，成为河湟地域文化的精神符号，塑造了独特的高原民间审美体系。

传承现状

传承模式

传统传承以口耳相传、山野观摩、现场对练为核心，无书面教材、无标准化教学体系，依托民间资深歌手的言传身教自然延续。当代形成多元化传承体系，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承担专业传习工作，各地设立花儿传习基地、校园普及课堂、社区公益培训班，拓宽年轻传承群体。同时学界持续开展田野普查、录音录像、文本整理，搭建数字化资源库，系统性留存原生演唱素材与曲目文本。

存续困境

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彻底改变了河湟花儿的原生传承场景，传统山野劳作、民俗集会的生活模式逐步消退，年轻群体缺乏常态化即兴演唱的环境，传统即兴创编能力出现明显断层。同时部分小众曲令传唱人数锐减，面临失传风险。此外，舞台化改编版本的普及，使得标准化、固定化的表演曲目逐步替代原生即兴演唱，花儿“表演中创作”的核心活态特质被弱化，原生艺术形态面临简化、固化的传承危机。

活化路径

当前非遗保护工作坚持“本体保护优先、创新赋能为辅”的原则，重点保护即兴创编、现场对歌、曲令流变等原生艺术机制，而非单一固化曲目文本。各地常态化举办花儿会、花儿艺术节、民歌大赛，延续传统民俗传承场景；同时推动花儿文化与文旅融合、文艺创作、地域文化传播结合，推出舞台剧、原创歌曲、文化科普等创新作品。通过学术研究、大众普及、产业赋能多维发力，实现传统艺术的活态传承与良性发展。

代表人物作品

代表人物

朱仲禄，中国著名民间歌唱家、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被誉为“花儿王”。其深耕河湟花儿整理、演唱与传播数十年，规范经典曲目演唱范式，将原生态河湟花儿搬至全国艺术舞台，打破地域传播局限，极大提升了河湟花儿的全国知名度与艺术影响力，是近现代河湟花儿传承与推广的核心人物。除知名专业传承人外，历代无名民间歌手是河湟花儿的核心创作主体，海量即兴曲目、曲令变体均源于民间大众的临场创作。

经典作品

《上去高山望平川》是河湟花儿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曲目，归属河州大令体系，旋律辽阔苍凉、句式规整经典，兼具艺术价值与传播价值，是西北民歌的标志性作品。受口头艺术活态流变特性影响，河湟花儿无绝对固定定本，多数曲目存在数十种唱词变体、演唱变体，形成“一曲多词、一令多韵”的独特作品体系，也是其区别于书面文艺作品的核心特征。

学术见解

现有民间文艺研究多聚焦河湟花儿的情歌属性与艺术美感，存在研究视角单一的局限。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审视，河湟花儿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单一的文学、音乐审美，而在于其独特的**族际柔性交往机制**。在多民族杂居的河湟地域，不同族群的语言、信仰、民俗存在客观差异，日常深度交往存在壁垒，而花儿以通用的艺术范式，搭建起无门槛的情感沟通、文化互动平台，实现了族群之间的柔性融合，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构建载体。同时，民间“野曲不入户”的传统禁忌，并非封建文化束缚，而是传统民间社会的精细化伦理调适机制。该规约将抒情性、情爱性的艺术表达限定于公共山野场域，规避家族内部伦理尴尬，划分了公共社交与家族生活的边界，保障了艺术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双向平衡，是民间社会自我治理、自我规范的文化智慧。此外，区别于定型化的舞台艺术，河湟花儿“即兴创编、随境流变”的核心特质，是其数百年不消亡的核心生命力，也是非遗保护工作中需要重点坚守的艺术本体^{[1][2][3][4][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