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曲艺

民间曲艺是中华民族口头说唱艺术的总称，系民间口头文学与传统歌唱艺术长期融合、演化形成的独立表演艺术门类，以“说唱”为核心表现手段，通过语言、音乐与肢体动作的结合，实现人物塑造、故事叙述、情感表达与社会生活反映的艺术功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曲艺根植于民间土壤，承载着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记忆、价值观念与生活智慧，其发展轨迹与中国社会结构、市民文化、方言体系的演变深度绑定，形成了兼具文学性、音乐性、表演性与民俗性的独特艺术品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活态传承”的典型代表。与戏曲、话剧等表演艺术不同，民间曲艺以“轻便简约”为核心形态特征，无需复杂布景与庞大演出团队，凭借简洁的道具与艺人的表演功底，实现“小舞台、大天地”的艺术表达，成为连接传统与民众、地域与文化的重要纽带。

历史发展

民间曲艺的发展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中华文明的演进同频共振，其形成与成熟遵循“萌芽—成型—繁荣—转型—传承”的清晰脉络，每一个阶段都深深烙印着时代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印记，具有鲜明的历史连续性。

萌芽阶段（先秦—魏晋南北朝）

民间曲艺的原始形态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其雏形源于民间口头叙事与宫廷娱乐表演。据《史记·滑稽列传》《礼记·乐记》记载，先秦时期的瞽矇（盲人乐师）说唱、俳优滑稽表演，已具备“说”与“演”的结合特征，瞽矇以弦歌伴说唱，讲述历史传说与民间故事，服务于宫廷祭祀与贵族宴乐；同时，民间流传的歌谣吟诵、口头叙事，形成了曲艺“口语化、韵律化”的原始基因。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推动了民间文化的交融，口头叙事与民歌小调进一步结合，出现了“说书”“唱曲”的雏形，为隋唐时期曲艺的正式成型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曲艺尚未形成独立的艺术范式，多依附于民俗、祭祀与宫廷娱乐，核心功能以叙事、娱乐为主，未出现职业化艺人与固定曲种。

成型阶段（隋唐）

隋唐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兴起与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民间曲艺从依附性艺术走向独立发展，正式形成独立的艺术门类。唐代的“变文”“俗讲”“说话”是这一阶段的核心形式：“变文”以佛教故事为主要内容，采用“说一段、唱一段”的说唱形式，搭配简单乐器伴奏，敦煌遗书中留存的《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等写本，证实其已形成固定的文本体例与表演规范；“俗讲”由僧人在寺庙中进行，以通俗语言解读佛经故事，兼顾宗教传播与娱乐功能，逐渐走向民间；“说话”则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核心，纯口语叙事，无需乐器伴奏，是后世说书类曲艺的直接源头。此外，唐代的“散乐”“歌舞小戏”中，也融入了说唱元素，推动了曲艺表演技巧的成熟。这一阶段，职业化艺人开始出现，表演场所从宫廷、寺庙延伸至街头巷尾，曲艺正式成为市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繁荣阶段（宋元—明清）

宋元至明清时期，是民间曲艺的繁荣鼎盛阶段，商业化演出的兴起与地域文化的交融，催生了众多曲种，形成了“南弹北鼓、东说西唱”的多元格局。宋代瓦舍勾栏的出现，为曲艺提供了固定的表演场所，推动了曲艺的职业化、商业化发展，“诸宫调”“平话”“陶真”等曲种兴盛，其中“诸宫调”融合多种曲调，叙事结构复杂，篇幅宏大，标志着曲艺表演技巧的成熟；元代杂剧的兴起，并未挤压曲艺的发展空间，反而促进了曲艺与戏曲的艺术借鉴，相声的雏形“参军戏”在这一时期逐渐成型；明清时期，地域文化的差异性进一步凸显，各地依托当地方言、民歌小调，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曲种，如北方的京韵大鼓、山东快书，江南的苏州评弹、扬州评话，西南的四川清音、贵州琴书等。这一阶段，曲艺的内容更加丰富，涵盖历史、侠义、爱情、民俗等多个领域，艺人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师徒传承”的固定模式，曲艺成为全民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其社会教化功能也进一步凸显。

转型与传承阶段（近现代—当代）

近现代以来，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推动民间曲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曲艺艺人贴近民生，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针砭时弊的作品，使曲艺成为传递民众心声、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载体，同时，曲艺的商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出现了专业的曲艺剧场与艺人行会。新中国成立后，曲艺得到官方扶持，艺人地位得到提升，传统曲目被整理、改编，同时涌现出大量反映新时代、新风貌的原创作品，曲艺的题材与形式得到进一步丰富。改革开放后，现代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冲击，使民间曲艺面临受众流失、曲种消亡的困境；进入21世纪，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民间曲艺迎来传承发展的新机遇，数字化传播、创新改编与校园普及，推动传统曲艺实现“活态传承”，逐渐适应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

艺术特征

民间曲艺的艺术特征根植于民间文化土壤，是其区别于戏曲、话剧、音乐等艺术门类的核心标志，其本体特质围绕“说唱为本、贴近民众”展开，兼具独特性与普遍性，具体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且各特质相互关联、有机统一，构成了民间曲艺的艺术内核。

核心特质：说唱结合，韵散相间

“说唱结合”是民间曲艺最本质的艺术特征，也是其命名的核心依据，区别于纯叙事的口头文学与纯歌唱的音乐艺术。曲艺中的“说”与“唱”并非简单叠加，而是有机融合、相互补充：“说”以口语化、生活化的语言为核心，注重叙事的逻辑性与人物的刻画，可分为独白、对话、评论等形式，语言简练精辟、通俗易懂，富有节奏感；“唱”则依托曲调与韵律，强化情感表达，弥补“说”的情感张力不足，曲调多源于民间民歌、小调，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演唱形式可分为独唱、对唱、合唱等。在文体上，曲艺文本呈现“韵散相间”的特点，叙事部分多用散文，抒情、强调部分多用韵文，既保证了故事的流畅性，又增强了语言的韵律美与感染力，使作品既易于口头传播，又具有一定的文学审美价值。这种“说唱结合”的特质，使民间曲艺能够兼顾叙事的完整性与情感的丰富性，实现“以说叙事、以唱传情”的艺术效果。

表演特质：一人多角，简约灵动

民间曲艺的表演具有“简约性”与“灵动性”的特点，核心表现为“一人多角”的表演方式。与戏曲“一人一角”的表演模式不同，曲艺艺人多以“本色身份”登场，无需复杂的妆容、服饰与布景，仅凭声音、表情、简单肢体动作与道具的变化，模拟多个不同性别、年龄、性格的人物角色，实现“一口叙说千古事，两手驱动百万兵”的艺术效果。例如，评书艺人仅凭醒木、折扇，即可通过语气、语速的变化，区分帝王与百姓、英雄与小人；苏州弹词艺人通过琵琶、三弦的伴奏与唱腔的转换，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这种表演方式，既降低了表演的门槛，体现了民间曲艺“轻便灵活”的优势，又考验了艺人的表演功底与艺术表现力，使曲艺表演具有极强的灵活性与感染力，能够快速拉近与受众的距离。

形态特质：轻便灵活，贴近民生

民间曲艺的形态优势在于“轻便灵活”，这种特质使其能够深深扎根民间，成为最具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之一。从表演规模来看，曲艺表演通常只需1至5人即可完成，无需庞大的演出团队与复杂的舞台设备；从表演场地来看，街头巷尾、茶馆书场、乡村院落、舞台剧场皆可作为表演场所，不受空间与环境的限制，具有极强的流动性；从道具来看，曲艺道具多简洁实用，如评书的醒木、快板的竹板、弹词的琵琶、三弦等，无需高额的道具投入。这种轻便灵活的形态，使民间曲艺能够适应不同阶层、不同地域民众的娱乐需求，无论是贵族宴乐、民俗庆典，还是百姓闲暇消遣，都能看到曲艺表演的身影，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成为连接民众生活与文化传承的重要桥梁。

文化特质：方言承载，地域鲜明

民间曲艺是地域文化的“活载体”，其文化特质集中体现为“方言承载”，方言是曲艺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各地曲种均以当地方言为表演语言，方言的语音、语调、词汇、句式，赋予了曲艺独特的地域风格与文化韵味，使不同地域的曲艺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北方曲艺（如京韵大鼓、相声）多采用北方方言，语言粗犷豪放、节奏感强；江南曲艺（如苏州评弹、扬州评话）采用吴语、江淮官话，语言婉转细腻、柔和悦耳；少数民族曲艺则采用本民族语言，融入本民族的音乐与民俗元素，展现了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方言不仅是曲艺的表演语言，更是曲艺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它承载着当地民众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使曲艺成为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同时也为方言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重要途径。

主要分类

民间曲艺种类繁多，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存曲种约400至500种，分布于各个省份与民族地区。根据表演形式、艺术特征与核心功能，可将其划分为说书类、唱曲类、谐谑类、少数民族曲艺四大类，各类曲种虽风格各异，但都坚守“说唱为本”的核心特质，共同构成了民间曲艺多元共生的艺术生态。

说书类

说书类曲艺以“口头叙事”为核心，侧重“说”的技巧，艺人凭借精湛的语言表达能力，结合简单道具，讲述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侠义公案等内容，是民间历史传播与价值观传递的重要载体。其核心特点是叙事性强，人物刻画鲜明，语言生动形象，无需复杂的音乐伴奏，以“说”为主，偶尔穿插少量唱腔或念白。代表曲种包括：评书（北方地区流行，以醒木、折扇为道具，第三人称叙述为主，代表曲目《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语言粗犷豪放，注重情节的曲折性）；苏州评话（流行于苏州及江浙沪地区，采用苏州方言表演，风格细腻，擅长细节刻画与人物心理描写，代表曲目《武松》《岳传》）；陕北说书（流行于陕北地区，以三弦或琵琶为伴奏，说唱结合，风格粗犷慷慨，贴近陕北民众生活，代表曲目《东方红》《王贵与李香香》）；福州评话（流行于福建福州及周边地区，用福州方言表演，注重押韵与节奏，代表曲目《林则徐充军》《施公案》）。

唱曲类

唱曲类曲艺以“说唱结合”为核心，侧重“唱”的技巧，搭配乐器伴奏，兼具叙事性与音乐性，是民间曲艺家族中最庞大、最具代表性的分支。其核心特点是曲调丰富，唱腔优美，音乐性强，通过唱腔的变化表达人物情感与故事内容，伴奏乐器多为民间常见乐器，如三弦、琵琶、扬琴、鼓、板等。代表曲种包括：大鼓类（含京韵大鼓、山东大鼓、西河大鼓、京东大鼓等，以鼓、板、三弦为主要伴奏乐器，唱腔高亢激昂或婉转悠扬，京韵大鼓代表曲目《剑阁闻铃》《黛玉葬花》，山东大鼓被誉为“北方大鼓之祖”）；弹词类（含苏州弹词、扬州弹词、长沙弹词、成都弹词等，以琵琶、三弦为伴奏，唱腔婉转细腻，注重人物情感的表达，苏州弹词代表曲目《白蛇传》《玉蜻蜓》）；琴书类（含山东琴书、安徽琴书、北京琴书、河南琴书等，以扬琴为主要伴奏乐器，说唱相间，风格朴实亲切，贴近民众生活，代表曲目《小姑贤》《王定保借当》）；清音类（含四川清音、湖北清音、贵州清音等，以琵琶、二胡为伴奏，唱腔清丽婉转，代表曲目《放风筝》《断桥》）。

谐谑类

谐谑类曲艺以“幽默讽刺”为核心，通过夸张的语言、生动的表演、巧妙的结构制造笑料，兼具娱乐性与思想性，是民间智慧的鲜活体现。其核心特点是趣味性强，语言诙谐幽默，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矛盾与趣事，通过讽刺、调侃的方式，反映社会现象、传递生活智慧，同时兼具教育意义。代表曲种包括：相声（发源于北京，流行于全国，以“说、学、逗、唱”为核心表演手段，擅长讽刺与幽默，注重与受众的互动，代表作品《卖布头》《逗你玩》《五官争功》，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曲艺曲种之一）；快书/快板（含山东快书、快板书、天津快板、陕西快板等，以节奏感极强的韵文数唱为特点，道具为竹板，语言简洁明快、铿锵有力，代表曲目《武松打虎》《奇袭白虎团》《绕口令》）；双簧（流行于北方地区，一人表演动作，一人藏在身后说或唱，配合默契，诙谐有趣，注重动作与语言的协调性，代表曲目《学外语》《夫妻之间》）；谐剧（流行于四川地区，以单人表演为主，通过幽默的语言与夸张的动作，反映生活趣事，代表曲目《麻将迷》《认亲》）。

少数民族曲艺

少数民族曲艺是各少数民族结合自身语言、音乐、民俗文化创造的独特说唱艺术形式，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其核心特点是融入本民族的历史传说、民俗风情、音乐元素，采用本民族语言表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坚守“说唱为本”的核心特质。代表曲种包括：蒙古族乌力格尔（又称“蒙古说书”，用蒙古语说唱，以四胡为主要伴奏乐器，讲述英雄史诗、民间故事与历史传说，风格雄浑豪放，是蒙古族文化的“活化石”，代表曲目《江格尔》《格斯尔》）；藏族岭仲（即《格萨尔王传》说唱，用藏语表演，史诗篇幅宏大，内容涵盖藏族的历史、文化、民俗等多个方面，是世界上最长的口头史诗，艺人多为“神授艺人”，通过口头传承延续史诗内容）；维吾尔族达斯坦（以叙事长诗为核心，用维吾尔语说唱，搭配弹布尔、都塔尔等维吾尔族传统乐器，风格热烈奔放，讲述爱情故事、英雄事迹与民间传说，代表曲目《艾里甫与赛乃姆》）；壮族末伦（流行于广西壮族地区，用壮语说唱，以三弦、二胡为伴奏，唱腔婉转悠扬，内容多反映壮族民众的生活与爱情，代表曲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百鸟衣》）。

功能价值

民间曲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遗产”，历经千年传承，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在历史传承、文学审美、社会教化、民俗传播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价值体系兼具历史性、文化性与现实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传承价值：民间历史的“活载体”

民间曲艺以口头叙事的形式，保存了大量正史未载的民间历史、神话传说、侠义公案与民俗风情，成为民间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与正史侧重政治、军事、经济的记载不同，曲艺作品多聚焦于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情感，记录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民间习俗与价值观念，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例如，宋元时期的《三国志平话》，补充了《三国志》中未详细记载的民间传说与人物细节，成为研究三国时期民间历史的重要资料；陕北说书、蒙古族乌力格尔等曲种，记录了各民族的迁徙历史、英雄事迹与生活智慧，成为民族历史传承的重要途径。同时，曲艺的“口传心授”传承模式，使民间历史与文化得以跨越时空，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见证。

文学审美价值：民间口头文学的“精华”

民间曲艺文本是民间口头文学的集大成者，具有极高的文学审美价值，其语言艺术、叙事结构与人物塑造，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曲艺文本的语言简洁生动、通俗易懂、富有韵律，既保留了民间口语的鲜活气息，又经过艺人的提炼与加工，形成了“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叙事结构灵活多变，多采用“线性叙事”，情节曲折动人，悬念迭起，能够快速吸引受众；人物塑造鲜明立体，艺人通过简洁的语言与表演，塑造出众多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如武松、诸葛亮、林黛玉等，这些人物形象不仅活跃在曲艺舞台上，也影响了小说、戏曲等文学艺术形式的创作。此外，曲艺的歌词、唱词多具有诗歌的韵律美，兼具抒情性与叙事性，是民间诗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教化价值：民众道德的“隐性课堂”

民间曲艺具有鲜明的社会教化功能，其作品多宣扬忠孝节义、善恶有报、勤劳勇敢、爱国情怀、邻里和睦等传统价值观，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教化民众、净化民风、凝聚人心，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与道德建设的重要文化力量。与官方的道德说教不同，曲艺以娱乐为载体，将道德观念融入生动的故事与人物之中，使民众在欣赏表演的过程中，受到道德熏陶与思想启迪，实现“寓教于乐”的效果。例如，相声作品通过讽刺不良社会现象，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评书、评话中的英雄人物，成为民众学习的榜样，传递正能量；少数民族曲艺则通过讲述民族英雄的事迹，增强民族凝聚力与认同感。这种“隐性教化”的方式，比生硬的说教更具感染力与说服力，能够深入民心，影响深远。

艺术滋养价值：其他艺术的“源头活水”

民间曲艺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其说唱技巧、叙事方式、表演风格，为戏曲、话剧、影视、音乐等艺术形式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戏曲中的“念白”“唱腔”，借鉴了曲艺的说唱技巧；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叙事结构与人物塑造，深受评书、平话的影响，许多小说的雏形就是曲艺作品；现代影视、动漫作品，也常以曲艺曲目为蓝本进行改编，如《武松打虎》《白蛇传》等，丰富了现代艺术的创作素材。同时，民间曲艺也在不断吸收其他艺术的精华，进行自我创新，如当代相声融入现代流行元素，苏州评弹与现代音乐结合，形成了良性互动的艺术生态，推动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民俗文化价值：地域民俗的“活展现”

民间曲艺与各地民俗活动深度融合，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民众的情感寄托、生活智慧与文化认同。在节庆庙会、婚丧嫁娶、祭祀祈福、乔迁新居等民俗场合，曲艺表演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如春节期间的相声、快板表演，庙会中的说书、唱曲，婚礼上的曲艺助兴等，既丰富了民俗活动的内容，又传递了民俗文化的内涵。同时，曲艺的表演形式、曲目内容，也深受当地民俗文化的影响，反映了当地民众的生活习惯、审美情趣与价值观念，如江南地区的苏州评弹，与江南的园林文化、水乡民俗相得益彰；陕北说书则与陕北的黄土文化、民俗风情深度绑定，成为地域民俗文化的“活展现”。

传承发展

进入现代社会，随着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方言的弱化与传承人断层等问题的出现，民间曲艺面临着诸多传承困境；同时，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民间曲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如何实现“保护与创新并重、传承与发展同行”，成为民间曲艺当代传承的核心命题。

传承困境

民间曲艺的当代传承困境，本质上是传统艺术与现代社会的适配性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受众流失严重，现代娱乐方式（如影视、游戏、短视频）的冲击，导致年轻受众对民间曲艺的关注度下降，受众群体呈现老龄化趋势，演出市场逐渐萎缩，部分小众曲种因缺乏受众支持，濒临消亡；二是传承人断层，传统曲艺的传承模式以“口传心授”为主，传承效率较低，且年轻一代对曲艺的兴趣不足，愿意从事曲艺表演与传承的年轻人较少，国家级、省级传承人年龄普遍偏大，核心技艺面临“失传”风险；三是生存土壤弱化，普通话的普及导致方言使用场景减少，以方言为载体的曲艺失去了部分生存土壤，同时，城市化进程加快，民间茶馆、书场等传统表演场所逐渐消失，曲艺的表演空间受到挤压；四是创新不足，部分曲艺曲种墨守成规，曲目内容陈旧，表演形式单一，无法适应现代受众的审美需求，难以实现“破圈”传播。

发展机遇

在困境之外，民间曲艺也迎来了多重发展机遇，为其传承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是政策强力扶持，国家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出台《曲艺传承发展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政策，将大量曲艺曲种列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提供资金、场地、培训等方面的支持，推动曲艺的活态传承；二是数字化赋能，互联网、短视频、直播、VR/AR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曲艺传播提供了新渠道，年轻艺人通过网络平台展示曲艺表演，吸引了大量年轻粉丝，实现了传统曲艺的“破圈”传播，如相声、快板通过短视频平台，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三是文化自信提升，随着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增强，民间曲艺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受到更多关注与喜爱，校园曲艺社团、社区曲艺活动逐渐增多，为曲艺培育了新的受众群体；四是跨界融合趋势，曲艺与影视、动漫、文创、旅游等产业的跨界融合，拓展了曲艺的发展空间，如曲艺主题文创产品、曲艺旅游体验项目等，实现了曲艺的多元化发展。

发展路径

民间曲艺的当代传承与发展，需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立足传统、面向未来，构建“传统传承+创新转化+多元传播”的发展体系，实现“活态传承、永续发展”。一是坚守本体，活态传承。加强对传统曲目、表演技法、方言特色的保护，整理、抢救濒临消亡的曲种与曲目，建立曲艺数据库；完善传承人培养机制，鼓励“师带徒”模式，建立曲艺传习所、工作室，开展传承人培训，培育年轻一代传承人，确保曲艺核心技艺代代相传；保护传统表演场所，恢复民间茶馆、书场等曲艺表演场景，为曲艺提供固定的表演空间。二是创新表达，贴合时代。在保留传统韵味与核心技艺的基础上，创新曲目内容，融入现代生活、时代精神与热点话题，创作反映新时代、新风貌的原创作品，拉近与现代受众的距离；创新表演形式，融合现代音乐、舞蹈、灯光、舞美等元素，增强曲艺表演的观赏性与吸引力；创新传承模式，打破“口传心授”的单一模式，结合线上线下培训，扩大传承范围。三是数字赋能，广泛传播。利用短视频、直播、VR/AR等数字技术，打造“云端书场”“数字曲艺馆”，扩大曲艺的传播范围；开发曲艺动漫、游戏、文创产品、短视频合集等，推动曲艺融入现代生活，吸引年轻受众；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曲艺宣传、推广活动，提升曲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实现“线上引流、线下落地”。四是融入教育，培育受众。将民间曲艺纳入中小学、高校美育教育体系，开设曲艺课程、社团活动，开展曲艺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活动，培养年轻受众的兴趣与认同感；举办曲艺比赛、展演、讲座等活动，搭建曲艺交流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喜爱民间曲艺，扩大曲艺的群众基础。

独特见解

民间曲艺历经千年而不衰，其根本生命力不在于华丽的表演形式与复杂的技艺，而在于其深刻的“人民性”本质——始终扎根民间、服务民众、反映民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艺术。这一本质不仅是民间曲艺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核心标志，也是其在当代实现传承发展的核心密码，更是其能够跨越时空、永葆活力的根本原因。民间曲艺的人民性，首先体现在创作主体的人民性。

传统民间曲艺的创作主体并非专业文人，而是民间艺人与普通民众，其创作过程具有“民间性”与“自发性”——艺人根据民众的生活经历、审美需求，自发创作、改编曲目，通过“口头创作、口述表演、口口相授、口耳相传”的方式，将民众的心声与智慧融入作品之中。这种创作模式，使曲艺作品摆脱了“曲高和寡”的局限，始终贴近民众的生活、语言与情感，能够真正反映民众的喜怒哀乐、理想追求与价值观念，形成了“接地气、有温度”的艺术风格。与专业文学、戏曲作品相比，民间曲艺的创作更具包容性与群众性，普通民众既可以是受众，也可以是创作者，这种“全民参与”的创作模式，赋予了民间曲艺强大的生命力。

民间曲艺的人民性，其次体现在内容表达的人民性。曲艺作品的内容始终围绕民众关心的话题展开，无论是历史故事、侠义公案，还是家长里短、爱情婚姻，都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能够引发民众的情感共鸣。与正史、专业文学作品侧重宏大叙事不同，曲艺作品多聚焦于普通民众的个体命运，通过小人物的故事，反映大时代的社会风貌，传递朴素的道德观念与生活智慧。例如，相声作品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的趣事与矛盾，讽刺不良社会现象，说出民众的心声；陕北说书、山东琴书等曲种，讲述普通民众的奋斗历程与情感故事，贴近民众的生活体验。这种“以小见大”的内容表达，使民间曲艺能够跨越阶层、年龄的界限，成为全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民间曲艺的人民性，还体现在传播方式的人民性。

民间曲艺的传播方式始终坚持“贴近民众、便捷高效”的原则，无需复杂的设备与场地，无需高额的花费，街头巷尾、茶馆书场即可表演，票价低廉甚至免费，适合各阶层、各年龄段民众欣赏。这种“大众化”的传播方式，使民间曲艺能够真正走进民众的生活，成为民众闲暇消遣、情感寄托的重要载体，形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曲艺的“口传心授”传承模式，也使曲艺能够在民众之间快速传播，实现“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在当代文化语境下，民间曲艺的“人民性”本质依然是其创新发展的核心密码。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的审美需求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民间曲艺“扎根民间、服务民众”的本质不能改变。只有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倾听民众心声，扎根民间生活，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传递时代声音，才能让民间曲艺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只有兼顾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兼顾地域特色与全民认同，才能让民间曲艺摆脱传承困境，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新时代实现“活态传承、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