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故城

高昌故城，维吾尔语称“亦都护城”，意为“王城”，坐落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三堡乡境内，西距吐鲁番市区约40公里，北距火焰山南麓的木头沟沟口约6.5千米，东距鄯善县城约55千米，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4世纪吐鲁番盆地第一大中心城镇，也是丝绸之路上“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核心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上保存较为完整的生土结构古代城市遗址之一，高昌故城历经汉晋、南北朝、隋唐等多个历史时期，先后作为西汉屯垦据点、高昌国都城、唐朝西州治所，见证了中原与西域的政治关联、经济往来和文化融合，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考古、文化和艺术价值，是研究古代西域城市发展、多民族文化交流以及丝绸之路文明的重要实物载体。

历史沿革

汉晋时期：屯垦据点与高昌壁的形成

高昌故城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西汉时期，其前身是西汉屯垦军队所建的“高昌壁”。据《北史·西域传》记载，“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明确记载了高昌得名的由来，因地势高敞、人口渐盛而得名，亦称作“高昌垒”。西汉汉武帝时期，为巩固西域统治、保障丝绸之路畅通，朝廷派遣军队西讨，部分疲惫士兵在此驻扎定居，逐步形成屯垦据点，这便是高昌壁的雏形。公元前46年，西汉在西域设置戊己校尉，负责管辖西域屯垦事务，高昌壁成为戊己校尉的治所之一，成为中原王朝在西域的重要军政据点，主要承担屯田戍边、保障丝路商贸安全的职能。这一时期，高昌壁的规模较小，主要以军事防御设施和屯垦建筑为主，建筑多为夯土结构，形制简单，主要满足士兵居住、屯粮和防御需求。东汉至魏晋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对西域的管辖时强时弱，但高昌壁始终是中原王朝联系西域的重要节点。这一时期，随着屯垦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高昌壁逐步发展成为西域东部的重要聚落，除军事功能外，逐步衍生出商贸、手工业等功能，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小型商贸中转站，开始出现简单的民居、商铺和宗教建筑，中原文化与西域本土文化开始在此初步交融。

南北朝时期：高昌国都城的鼎盛

南北朝时期，前凉政权于公元327年在吐鲁番地区设立高昌郡，高昌壁成为高昌郡治所，这是高昌正式成为行政区域核心的开端。此后，历经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政权管辖，高昌地区逐步走向独立。公元460年，柔然攻破高昌，立阚伯周为高昌王，建立高昌国，高昌故城正式成为高昌国都城，此后历经阚氏、张氏、马氏、麴氏四姓王朝，其中麴氏高昌王朝统治时间最长，达140余年，是高昌国的鼎盛时期。麴氏高昌王朝时期，高昌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高昌故城作为都城得到大规模扩建和修缮，整体布局逐步完善，形成了外城、内城、宫城三重格局，借鉴唐代长安城的规划形制，成为西域地区规模宏大、布局规整的都城。这一时期，高昌国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多次派遣使者朝贡，主动学习中原的政治制度、文化礼仪和建筑工艺，同时积极发展与西域各国、中亚地区的商贸往来，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都城内商贾云集、店铺林立，手工业、农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宗教方面，这一时期佛教在高昌国盛行，高昌故城内外修建了大量佛教寺院、佛塔和石窟，佛教文化成为高昌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道教、摩尼教等宗教也在此传播，形成了多元宗教共存的局面。文化上，高昌国使用汉字作为官方文字，同时保留西域本土语言和文化习俗，中原的书法、绘画、建筑技艺与西域本土文化深度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高昌文化。

隋唐时期：西州治所与文化交融的顶峰

公元640年，唐朝派大将侯君集率军攻破高昌国，废除高昌国建制，设立西州，高昌故城成为西州治所，隶属于安西都护府管辖，成为中原王朝管辖西域东部的核心军政、经济和文化中心。唐朝时期，政府对高昌故城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和扩建，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布局和基础设施，增设了官署、驿站、学校、市场等建筑，使高昌故城的规模达到顶峰，成为西域地区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这一时期，高昌故城的商贸功能进一步凸显，作为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枢纽，连接中原与中亚、西亚地区，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原商品经此处运往西域各国，而西域的葡萄、玉石、香料等特产也经此处传入中原，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交流。同时，唐朝的文化、艺术、科技等也大量传入高昌，对高昌的建筑、绘画、雕塑、语言文字等产生了深远影响，高昌故城的建筑风格、城市规划、文化习俗进一步向中原靠拢，成为中原文化在西域传播的重要载体。佛教在这一时期依旧盛行，高昌故城内外的佛教寺院规模进一步扩大，西南大寺、可汗堡附近的讲经塔等建筑遗存至今可见，其中西南大寺遗址留存有巨大的佛龛，曾出土大量佛像和壁画，绘画风格兼具唐代艺术特色与西域本土风格。此外，玄奘西行取经途中曾途经高昌，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盛情款待，麴文泰与玄奘约为兄弟，为其提供了充足的物资和人员支持，玄奘曾在高昌故城讲经一月，这一历史事件成为高昌故城文化史上的重要印记。

宋元时期：衰落与废弃

唐朝后期，安史之乱爆发，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力度减弱，高昌地区先后被吐蕃、回鹘等政权控制。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亡，部分回鹘人西迁，定居于高昌地区，建立西州回鹘政权，高昌故城成为西州回鹘的都城，此后改称“和州”。这一时期，高昌故城的规模有所缩减，建筑风格开始融入回鹘文化元素，佛教依旧是主要宗教，但摩尼教、伊斯兰教也逐步传播，文化格局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点。北宋时期，高昌回鹘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商贸往来依旧频繁，但随着丝绸之路海路的兴起，陆路丝绸之路的地位逐渐下降，高昌故城的商贸功能开始衰退。南宋至元代，高昌地区战乱频繁，先后遭到蒙古军队、察合台汗国军队的进攻，高昌故城多次被攻陷，城内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居民大量迁离。13世纪末，察合台汗国的黑的儿火者对吐鲁番地区发动大规模战争，高昌故城被彻底攻陷，战火导致城内大量建筑被毁，加之环境变迁、水源短缺等因素，剩余居民被迫大规模迁离，高昌故城逐渐被废弃，沦为一片废墟。此后数百年，高昌故城在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下得以保存，成为见证西域历史变迁的“活化石”。

建筑特色

整体布局

高昌故城的整体布局严格遵循中原古代都城“三重城”的规划形制，借鉴唐代长安城的布局模式，分为外城、内城、宫城三部分，呈长方形分布，地势北高南低，便于排水和防御，体现了中原建筑规划思想与西域地理环境的完美结合。外城是高昌故城的外围防御屏障，略呈方形，周长约5.4千米，墙基宽约12米，高11.5米，采用夯土夯筑而成，夯层厚8至12厘米，间杂少量土坯，墙身有清晰的夹棍眼，外围设有突出的“马面”（防御工事），用于增强防御能力。外城共有9个城门，南面有3个城门，其余三面各有2个城门，其中西面北边的城门保存最为完好，设有曲折的瓮城，瓮城形制与中原古代城池的瓮城设计一致，可有效抵御敌军进攻。外城的东南和南部为寺院区，西南部的寺院面积较大，是高昌故城的核心宗教区域；东南部和东北部则分布着“坊”“市”遗址，推测为当时的小手工业作坊和商贸市场，见证了高昌故城的手工业和商贸繁荣。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平面呈方形，城墙全为夯土筑成，西、南两面保存较好，建筑年代较外城更早，是高昌故城早期发展的核心区域。内城正中偏北有一不规则的圆形小堡垒，当地称为“可汗堡”，堡内西北侧的高台上有一座高达15米的高耸建筑，从该建筑向北，与宫城中轴线上的几重殿基相正对，推测为当时的宫殿或祭祀场所。内城主要分布着官署、贵族宅邸和民居，建筑布局规整，街巷纵横交错，体现了当时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城市管理水平。宫城位于故城最北部，是高昌国王和皇室成员居住、理政的场所，也是全城的最高处，便于观察全城动静，兼具防御功能。宫城的北墙与外城的北墙重合，南墙与内城的北墙相连，形成了“宫城居北、内城居中、外城环绕”的布局格局。宫城内分布着多重宫殿遗址，留存有殿基、台阶、廊道等遗存，建筑规模宏大，工艺精湛，体现了高昌国的王室气派，部分宫殿遗址还残留有壁画痕迹，可窥见当时的建筑装饰风格。

建筑工艺

高昌故城的建筑以生土为主要建材，结合夯土、土坯砌筑等工艺，充分适应了吐鲁番地区干旱少雨、炎热多风的地理环境，是古代西域先民因地制宜、智慧的结晶。与交河故城“减地留墙”的向下挖掘式工艺不同，高昌故城的建筑采用“向上垒加”的建造方式，即通过夯土筑墙、土坯砌筑，逐步搭建房屋、城墙和宫殿，这种工艺与中原古代建筑工艺一脉相承，同时融入了西域本土的建筑技巧。夯土工艺是高昌故城建筑的核心工艺，城墙、宫殿、寺院等主要建筑均采用夯土筑成，夯筑时将生土与少量砂石、草木混合，分层夯实，使墙体坚固耐用，能够抵御风沙侵蚀和地震灾害。夯层厚度均匀，夹棍眼清晰可见，体现了当时成熟的夯筑技术。部分重要建筑的墙体还会在夯土中夹杂少量土坯，用于增强墙体的稳定性，土坯均采用当地生土制成，质地坚硬，便于制作和砌筑。建筑装饰方面，高昌故城的建筑融合了中原与西域的装饰风格，宫殿、寺院等重要建筑的墙面、柱体上曾有精美的壁画和彩绘，内容涵盖佛教故事、人物肖像、花卉图案等，绘画技法借鉴唐代绘画风格，线条流畅、色彩鲜艳，同时融入西域本土的艺术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此外，部分建筑的门窗、屋檐等部位还设有木雕、砖雕装饰，造型精美，体现了当时高超的手工业水平。

核心建筑遗存

西南大寺是高昌故城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寺院遗址，位于外城西南部，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高昌国时期的核心宗教场所。寺院坐北朝南，布局规整，由寺门、场院、正殿、佛塔、僧房等部分组成，正殿位于寺院中央，殿基高大，残留有佛龛，龛中仍可见残存的彩色壁画和佛像残片，壁画内容以千佛、菩萨为主，风格与唐代佛像特征相近，形象丰满、笔触圆润。佛塔位于正殿后方，为夯土结构，残高约10米，塔身呈方形，逐层收分，体现了当时佛教建筑的典型风格。可汗堡是高昌故城的核心建筑之一，位于内城正中偏北，是当时高昌国王的宫殿和理政场所，也是玄奘西行途中讲经的地方。可汗堡为不规则方形堡垒，内部西北侧的高台上有一座高达15米的讲经塔，塔身为夯土结构，残留有台阶和廊道，推测为玄奘当年讲经的场所。堡内还分布着多重宫殿遗址，殿基均为夯土筑成，规模宏大，残留有柱础、台阶等遗存，可窥见当时宫殿的宏伟气派。外城城门遗址以西门北侧的城门保存最为完好，该城门设有瓮城，瓮城呈曲折状，与城门相连，形成双重防御体系，是古代城池防御的典型设计。城门墙体为夯土筑成，残高约8米，门宽约3米，城门两侧设有马面，用于增强防御能力，城门内部残留有路面痕迹，可推测当时的交通状况。此外，外城东南部的“坊”“市”遗址留存有大量手工业作坊和商铺的遗迹，出土了大量陶器、铜器、铁器等遗物，见证了当时手工业和商贸的繁荣。

文物遗存

主要文物遗存

高昌故城出土的文物种类丰富，涵盖陶器、铜器、铁器、木器、石器、文书、钱币等，其中陶器为大宗，多为陶器残片，根据口部特征可分为瓮、缸、罐、盆、钵、碗、盏等，以盆、罐、瓮所占比例较大，陶器质地以夹砂陶、泥质陶为主，部分陶器表面有彩绘装饰，图案简洁精美，体现了当时的制陶工艺水平。金属器遗存主要包括铜器和铁器，铜器有铜镜、铜饰、铜佛像等，铁器有农具、兵器、工具等，其中铜镜多为圆形，镜面光滑，镜背有精美的纹饰，部分铜镜来自中原，体现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文书遗存是高昌故城出土的重要文物，主要包括汉文、回鹘文、梵文、波斯文等多种文字的文书，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各个方面，包括户籍、赋税、契约、佛经、书信等，为研究高昌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钱币遗存主要有汉代的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通宝、建中通宝，以及宋代的皇宋通宝等，这些钱币来自不同时期，见证了高昌故城作为丝绸之路枢纽的商贸往来，也反映了高昌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密切联系。此外，高昌故城还出土了大量佛教文物，包括佛像残片、壁画残片、佛经残卷等，其中摩尼教“庇麻节图”壁画残片尤为珍贵，为研究摩尼教在西域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线索。

重要考古发现

高昌故城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初，先后有中外考古学家对其进行调查和发掘，其中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规模发掘，取得了重大考古成果，逐步揭开了高昌故城的历史面纱。1959年至196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高昌故城进行了首次大规模发掘，重点发掘了外城西南部的寺院遗址和内城的宫殿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文书、钱币等文物，明确了高昌故城的三重城布局和不同时期的建筑遗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高昌故城的佛教寺院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在西南大寺遗址出土了大量佛像残片、壁画残片和佛经残卷，其中壁画残片内容丰富，涵盖佛教故事、人物肖像、花卉图案等，绘画风格兼具中原与西域特色，为研究高昌佛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高昌故城周边发现了大量墓葬，出土了大量随葬品，包括陶器、铜器、玉器、丝织品等，这些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反映了高昌国的丧葬习俗和社会等级制度。近年来，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进步，考古工作者对高昌故城进行了精细化发掘和保护，运用无人机、三维建模等科技手段，对故城遗址进行全面调查和记录，进一步明确了高昌故城的建筑布局、年代分期和文化内涵。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在故城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手工业作坊遗迹，出土了多种手工业工具和产品，为研究高昌地区的手工业发展水平提供了新的线索。

保护传承

保护现状

高昌故城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先后制定了多项保护规划和措施，逐步完善保护体系，有效遏制了遗址的风化和破坏。由于高昌故城以生土建筑为主，长期受到风沙侵蚀、雨水冲刷、地震等自然因素，以及人为破坏等因素的影响，遗址面临着墙体坍塌、风化、龟裂等问题，保护工作面临巨大挑战。为加强高昌故城的保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和吐鲁番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实施了多项保护工程，包括墙体加固、防风化处理、排水系统修缮等，对受损严重的建筑遗存进行加固和修复，防止遗址进一步破坏。同时，建立了高昌故城保护管理机构，配备专业的保护人员，加强对遗址的日常巡查和管理，严禁人为破坏遗址，规范游客游览行为，减少游客对遗址的影响。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数字化保护技术逐步应用于高昌故城的保护工作中，借鉴吐鲁番地区文物数字化保护的经验，对高昌故城的核心区域进行三维建模采集，建立数字化档案，实现对遗址信息的全方位留存，为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和展示利用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数字化保护不仅为高昌故城加上了“数字保险锁”，还为后续的虚拟展陈、文创开发奠定了基础。

保护措施

高昌故城的保护工作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结合遗址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在工程保护方面，针对生土建筑的特点，采用防风化材料对墙体进行喷涂处理，防止墙体风化龟裂；对坍塌的墙体进行加固修复，采用与原有建筑工艺一致的夯土、土坯砌筑方式，确保修复后的建筑与原有遗址风貌一致；完善遗址的排水系统，修建排水沟渠，防止雨水冲刷墙体，减少自然因素对遗址的破坏。在日常管理方面，加强对遗址的巡查力度，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理遗址受损情况；规范游客游览行为，划定游览区域，设置警示标识，严禁游客触摸、攀爬遗址墙体，减少游客对遗址的人为破坏；加强对周边环境的治理，清理遗址周边的垃圾和杂物，整治周边生态环境，减少风沙对遗址的侵蚀。在学术研究方面，加强与国内外考古机构、科研院所的合作，开展高昌故城的考古研究、历史文化研究和保护技术研究，深入挖掘高昌故城的历史文化内涵，探索生土建筑遗址的保护技术和方法，为遗址的保护和传承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培养专业的文物保护人才，加强对当地文物保护人员的培训，提升保护队伍的专业水平。

传承与利用

高昌故城作为丝绸之路文明的重要载体，其历史文化价值不仅在于遗址本身，更在于其承载的多元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为加强高昌故城的文化传承，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开展了多项文化传承活动，包括举办高昌文化研讨会、考古科普活动、文化节等，向公众普及高昌故城的历史文化知识，增强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在合理利用方面，高昌故城作为重要的旅游景点，在保护遗址的前提下，开发了适度的旅游项目，设置了游览路线、解说标识和游客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游览服务，让游客直观感受高昌故城的历史魅力。同时，结合吐鲁番地区“文博+旅游”“文博+科技”的融合发展模式，推出考古科普研学专线，邀请考古工作者现场讲解遗址发掘历程与保护故事，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和文化认知。此外，高昌故城的文化资源还被广泛应用于文创产品开发、影视作品拍摄、书籍出版等领域，通过多种形式传播高昌文化，让更多人了解高昌故城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推动高昌文化的活态传承。同时，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举办文化展览、学术交流等活动，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让高昌故城成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纽带。

价值意义

历史价值

高昌故城作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4世纪西域地区的重要城市遗址，历经汉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等多个历史时期，见证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记录了丝绸之路的兴衰变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其作为西汉屯垦据点、高昌国都城、唐朝西州治所，是中原与西域政治联系的重要实物见证，为研究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制度、西域地区的政治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高昌故城的建筑布局、建筑工艺融合了中原与西域的建筑风格，是古代西域城市建筑的杰出代表，为研究古代西域城市发展、建筑技术提供了重要样本。其三重城布局借鉴唐代长安城形制，体现了中原建筑规划思想在西域的传播和影响，同时其生土建筑工艺适应了西域的地理环境，是古代西域先民智慧的结晶，为研究生土建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参考。高昌故城出土的大量文书、文物，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各个方面，为研究高昌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宗教信仰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填补了西域历史研究的诸多空白，对研究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意义

高昌故城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中原文化、西域本土文化、佛教文化、摩尼教文化等在此交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高昌文化，为研究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重要实物载体。其使用汉字作为官方文字，同时保留西域本土语言和文化习俗，中原的书法、绘画、建筑技艺与西域本土文化深度融合，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高昌故城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其保存完整的生土建筑遗址、丰富的文物遗存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吸引着国内外众多学者和游客前来研究、游览，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其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核心组成部分，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对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昌故城的保护与传承，不仅能够让后人了解西域地区的历史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还能够促进吐鲁番地区的文化旅游发展，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同时，其作为古代生土建筑的典范，为现代生土建筑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借鉴，对推动可持续建筑理念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