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萨古城

苏萨古城（英语：Susa；波斯语：شوش，Shush；埃兰语：Šušen/Šušun）是古代近东地区核心文明枢纽，埃兰王国、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的重要都城，今伊朗胡齐斯坦省舒什市所在地，2015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址自公元前 5 千纪持续有人居至公元 13 世纪，是两河流域与伊朗高原文明交汇的核心见证。

地理环境

苏萨古城坐落于伊朗西南部胡齐斯坦省，地处扎格罗斯山脉低地、底格里斯河以东约 250 公里，卡伦河（Choaspes）与迪兹河之间的苏萨纳平原核心地带。遗址主体分布于沙乌尔河（Shavur）东岸的人工考古丘地群，西岸则保留有阿塔薛西斯一世宫殿遗迹。该区域属亚热带干旱气候，依托两河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土壤肥沃、水源稳定，是早期农业定居的理想区域。苏萨扼守伊朗高原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交通咽喉，既是高原文明西出的门户，也是两河文明东进的枢纽，这种区位使其成为古代近东贸易、政治与文化的交汇中心。

历史沿革

史前与原埃兰时期（约前 4200— 前 2700 年）

约公元前 4200 年，苏萨出现最早定居点，考古学上称 “苏萨 A” 阶段。此时期属铜石并用时代，居民以农业、畜牧业为基础，形成早期聚落。陶器以淡黄色为底，饰黑褐色几何纹与动物纹，被命名为 “苏萨 Ⅰ 式陶”，与两河流域欧贝德文化存在密切交流。约前 3800— 前 3100 年进入苏萨 Ⅱ 阶段，聚落规模扩大，出现原始文字与印章，手工业专业化程度提升，与乌鲁克文化、杰姆代特奈斯尔文化互动频繁，形成早期城邦雏形。

古埃兰时期（约前 2700— 前 1600 年）

公元前 3 千纪末，苏萨正式成为埃兰王国都城，开启作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历史。此阶段苏萨与两河流域城邦（基什、阿卡德、乌尔、巴比伦）频繁发生战争与贸易往来，政权多次易主，但始终保持区域核心地位。埃兰人建立独立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传统，同时吸收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建筑技术与宗教观念，形成兼具本土与外来特征的文明形态。苏萨作为埃兰王室驻地与祭祀中心，修建宫殿、神庙与贵族墓葬，出土大量青铜礼器、印章与铭文，见证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中埃兰时期（约前 1600— 前 1100 年）

中埃兰时期是苏萨的黄金时代，埃兰王国国力强盛，苏萨作为都城进入繁荣期。国王温塔什・纳皮里沙（Untash-Napirisha）在位期间（约前 1275— 前 1240 年），在苏萨附近修建大型金字形神塔（Dur-Untash），强化王权与神权结合。公元前 12 世纪，舒特鲁克・纳洪特（Shutruk-Nakhunte）建立舒特鲁克王朝，苏萨成为埃兰帝国核心。埃兰军队入侵巴比伦尼亚，将《汉谟拉比法典》石碑、纳拉姆辛战胜碑等珍贵文物运回苏萨，彰显帝国实力。此时期苏萨城市规模扩大，建筑技术成熟，形成完整的城市功能分区，包括王宫区、神庙区、贵族居住区与平民区。

新埃兰与亚述统治时期（约前 1100— 前 539 年）

新埃兰时期，苏萨政权频繁更迭，先后受巴比伦、亚述等势力冲击。公元前 647 年，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攻陷苏萨，实施毁灭性破坏，焚毁神庙与宫殿，犁平土地并撒盐，苏萨文明遭受重创。此后苏萨逐渐恢复，但已失去独立地位，成为新巴比伦与波斯势力争夺的前沿。公元前 539 年，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居鲁士大帝征服苏萨，埃兰文明终结，苏萨转入波斯帝国统治体系。

阿契美尼德波斯时期（前 539— 前 331 年）

阿契美尼德王朝将苏萨定为帝国行政首都与冬都，大流士一世在位期间（前 521— 前 485 年）对苏萨进行大规模重建，修建宏伟王宫与行政建筑群。苏萨成为帝国核心枢纽，连接波斯波利斯、巴比伦与小亚细亚的 “御道” 贯穿全城，物资与人员往来频繁。王宫建筑融合埃及、两河、希腊与波斯本土风格，材料来自帝国各地，工匠由多民族组成，体现帝国的多元性与统一性。希罗多德记载 “谁占有苏萨的财富，便可与宙斯斗富”，足见其繁华程度。

希腊化与帕提亚时期（前 331— 公元 224 年）

公元前 331 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苏萨，城市进入希腊化时代。塞琉古王朝时期，苏萨保留希腊城邦制度，文化上融合希腊与东方元素。帕提亚帝国时期，苏萨成为帝国东部重要城市与军事据点，多次作为王室避难所。罗马皇帝图拉真曾于公元 116 年短暂攻占苏萨，但未能长期控制。此时期苏萨经济以贸易与手工业为主，城市格局延续波斯时期框架，同时融入帕提亚建筑风格。

萨珊与伊斯兰时期（224—13 世纪）

公元 224 年，萨珊王朝征服苏萨，因当地居民反抗，萨珊国王下令摧毁城市，苏萨再度衰落。此后虽有局部恢复，但已失去区域核心地位。伊斯兰征服后，苏萨成为穆斯林城市，宗教与文化结构发生转变。公元 13 世纪，蒙古入侵导致苏萨彻底废弃，城市被黄沙掩埋，直至近代考古发掘才重见天日。

布局建筑

苏萨遗址由四座主要人工丘地组成，总面积约 3.5 平方公里，各丘地功能分区明确。

卫城丘（Acropolis Mound）

位于遗址西北部，是苏萨最早的核心区域，自史前时期持续使用至伊斯兰时代。卫城为王室与宗教中心，发现早期神庙、宫殿与贵族墓葬，出土大量史前陶器、印章与埃兰铭文，是研究苏萨早期文明的关键区域。

王宫丘（Apadana Mound）

位于卫城以东，为阿契美尼德时期王宫所在地。大流士一世修建的阿帕达纳宫（Apadana）是核心建筑，采用柱廊式结构，墙面装饰彩色琉璃砖浮雕，题材包括帝国臣民朝贡、神话动物与王室狩猎场景，工艺精湛，部分藏品现存于法国卢浮宫。王宫区还发现行政建筑、仓库与王室居所，布局规整，体现帝国行政体系的成熟。

皇家城丘（Royal City Mound）

位于王宫以南，为埃兰时期王室城市核心，发现埃兰王宫、神庙与贵族住宅。建筑以泥砖为主要材料，墙面饰壁画与浮雕，出土大量埃兰时期青铜、石器与铭文，见证埃兰文明的繁荣。

平民丘（Lower Town Mound）

位于遗址南部，为普通居民聚居区，发现密集的住宅、作坊与小型神庙，出土陶器、工具与日常用品，反映苏萨平民的生活状态与手工业水平。此外，沙乌尔河西岸保留有阿塔薛西斯一世宫殿遗迹，与东岸遗址形成跨河城市格局，体现苏萨城市规划的完整性。

考古文物

苏萨的考古发掘始于 19 世纪中叶，1850 年英国学者洛夫特斯（W.K. Loftus）首次确认遗址身份。1897—1908 年，法国考古学家雅克・德・摩根（Jacques de Morgan）主导大规模发掘，揭开苏萨文明的神秘面纱。

《汉谟拉比法典》石碑

1901—1902 年，考古队在卫城丘发现《汉谟拉比法典》石碑残片，拼接后完整呈现。石碑由黑色玄武岩制成，高 2.25 米，上部浮雕汉谟拉比接受太阳神沙马什授权的场景，下部刻楔形文字法典条文，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完备成文法典，现存于卢浮宫。

埃兰与波斯铭文

出土大量埃兰楔形文字、古波斯文与阿卡德文铭文，包括王室敕令、祭祀文书与经济档案，为研究埃兰与波斯历史、语言与社会提供直接证据。大流士一世修建苏萨王宫的铭文，详细记载建筑材料来源与工匠民族，是研究帝国多元性的重要史料。

琉璃砖浮雕

阿契美尼德王宫出土的彩色琉璃砖浮雕，题材包括狮身羊面兽、带翼狮与朝贡队列，色彩鲜艳、工艺精湛，代表古代近东建筑装饰的最高水平，部分藏品藏于卢浮宫与伊朗国家博物馆。

史前陶器与艺术品

苏萨早期地层出土的苏萨 Ⅰ、Ⅱ 式陶器，造型规整、纹饰精美，是研究史前近东艺术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标本。此外还发现青铜礼器、石印章、雕塑与珠宝，涵盖从史前到伊斯兰时代的各类艺术品，系统展现苏萨文明的艺术发展脉络。

价值地位

苏萨古城是古代近东文明的核心枢纽，其文化价值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文明交汇的见证，苏萨融合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埃及与希腊文明，形成独特的多元文化体系，是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二是早期国家与帝国的缩影，作为埃兰、波斯等多个政权的都城，苏萨见证早期国家形成、帝国扩张与文明兴衰的完整过程；三是考古学的宝库，苏萨遗址保存连续的文化层，出土文物数量庞大、种类丰富，为研究古代近东历史、语言、艺术与社会提供不可替代的实物资料。苏萨的历史地位超越区域范畴，它不仅是伊朗文明的发祥地，也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对古代近东政治格局、贸易网络与文化传播产生深远影响。2015 年，苏萨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确认其作为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保护现状

苏萨遗址自 20 世纪以来持续受到考古研究与保护关注。伊朗文化遗产、手工艺与旅游组织负责遗址的日常管理与保护，法国考古队与国际科研机构长期合作开展发掘与研究工作。目前遗址已实施围栏保护、环境监测与局部修复工程，重要遗迹搭建保护棚，防止自然风化与人为破坏。同时，苏萨博物馆与伊朗国家博物馆、卢浮宫等机构合作，举办专题展览，推动苏萨文明的公众传播与国际交流。未来研究将聚焦于遗址数字化测绘、多学科综合分析与跨文明比较研究，进一步揭示苏萨在古代近东文明进程中的核心作用，为人类文明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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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萨现在位于哪里？

苏萨古城遗址位于伊朗西南部胡齐斯坦省，地理坐标约北纬 32°11′22″、东经 48°15′22″，地处扎格罗斯山脉南麓、卡伦河支流迪兹富尔河沿岸，迪兹富尔市西南约 20 公里处。现代伊朗在此设舒什市（Shush），苏萨古城遗址即位于舒什市境内，是伊朗重要的考古与文化遗产地。

苏萨为何被称为波斯首都？

苏萨是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前 550— 前 331 年）的核心都城之一，兼具行政首都与冬都功能。居鲁士大帝征服埃兰后，苏萨纳入波斯版图；大流士一世大规模扩建，将其打造为帝国行政枢纽，连接波斯波利斯、巴比伦与小亚细亚的皇家御道在此交汇。苏萨作为波斯首都，核心价值在于帝国多元治理的实践中心：王宫建筑材料来自帝国 15 个地区，工匠涵盖多民族，琉璃砖浮雕展现帝国臣民朝贡场景，是波斯帝国统一性与多元性的物质见证。希罗多德记载 “谁占有苏萨的财富，便可与宙斯斗富”，足见其当时的繁华与地位。

苏萨与巴比伦古城有何区别？

二者是古代近东两大核心文明中心，核心区别清晰可辨：

• 地理位置：苏萨在伊朗胡齐斯坦省，属伊朗高原与两河流域过渡带；巴比伦古城在伊拉克巴格达以南约 90 公里，地处两河流域核心区。
• 文明主体：苏萨以埃兰文明、波斯文明为核心，是伊朗文明的重要源头；巴比伦以两河流域苏美尔、巴比伦文明为核心，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代表。
• 都城属性：苏萨是埃兰、波斯、帕提亚等政权都城，侧重跨区域枢纽功能；巴比伦是古巴比伦、新巴比伦王国都城，以两河流域本土政权为核心。
• 核心遗存：苏萨以阿契美尼德王宫、埃兰卫城、《汉谟拉比法典》出土地为标志；巴比伦以伊什塔尔门、空中花园遗址、巴比伦法典相关遗存为代表。

苏萨古城与中国朝代的时间对应关系

苏萨文明延续超 6000 年，与中国朝代的关键对应如下：

• 史前 — 埃兰时期（前 4200— 前 539 年）：对应中国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苏萨从早期聚落发展为埃兰都城，与中国夏商周文明同期演进。
• 阿契美尼德波斯时期（前 539— 前 331 年）：对应中国春秋战国至秦代，苏萨作为波斯帝国首都，与中国秦汉帝国形成东西两大帝国格局。
• 希腊化 — 帕提亚时期（前 331—224 年）：对应中国秦汉至三国，帕提亚（安息）时期苏萨为东部重镇，与中国西汉、东汉通过丝绸之路产生间接联系。
• 萨珊 — 伊斯兰时期（224—13 世纪）：对应中国三国至宋元，萨珊波斯与中国隋唐往来密切，苏萨作为丝路节点，见证东西方文化与商贸交流。

苏萨遗址的核心价值与考古意义

苏萨遗址是古代近东文明的 “活化石”，2015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价值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文明交汇的枢纽，融合埃兰、两河、波斯、希腊等多元文明，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典范；二是连续的文明层位，自前 5 千纪至 13 世纪的文化堆积，完整呈现近东文明兴衰脉络；三是关键文物出土地，出土《汉谟拉比法典》石碑、阿契美尼德琉璃砖浮雕、埃兰铭文等，为研究古代近东历史、法律、艺术提供核心实物证据。

最新消息

苏萨古城遗址的保护与研究呈现两大核心动态：受中东地区局势影响，伊朗将苏萨等 29 处世界遗产纳入战时保护状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步启动卫星监测，向冲突方通报遗产坐标，要求保持 500 米安全距离。伊朗文化遗产部门对苏萨遗址核心区增设防护围栏，对阿帕达纳宫残垣、卫城遗址进行临时加固，采用碳纤维材料修复风化墙体，降低战争外溢冲击风险。
2026 年一季度，伊朗与法国联合考古队重启苏萨卫城丘的精细化发掘，重点梳理埃兰时期地层与阿契美尼德王宫附属建筑遗存，计划通过三维激光扫描建立遗址数字模型。同时，苏萨博物馆与伊朗国家博物馆合作，推出 “苏萨文明与丝绸之路” 特展，展出近年出土的波斯时期丝路贸易文物，强化遗址的文化传播功能^[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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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萨古城(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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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萨古城(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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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萨古城(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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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萨古城(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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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萨古城(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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